1498年（明朝弘治十一年），出身于航海世家的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一支葡萄牙船队绕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从欧洲至亚洲的新航线。从此以后，葡萄牙开始直接从亚洲贩运丝绸、香料等商品，并在亚洲建立起商站和据点，以此逐步垄断对东方的贸易。
明正德九年（公元1511年），航海家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将船队开到了广东的屯门岛，据说为此还专门立了石碑，这是葡萄牙人首次面对面地接触中国。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里，为了将中国的丝绸、香料、瓷器以及宝石等各种精美商品通过贸易的方式运回国内，大批的葡萄牙人相继来到中国。据相关史料统计，明朝时期仅宁波一地的葡萄牙人就曾高达1200名之多，可想而知这一时期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葡萄牙人总人数之多。十六世纪中期，一群自称前来进贡的萄牙人以贡船遇风要求在澳门海岸暴晒贡物为由获取了在澳门地区的暂时居住权益。而后，为了将澳门完全占据并“孵化”为殖民地，精明的葡萄牙人又通过贿赂明朝官吏的方式，一边缴纳租金，一边擅自修筑炮台。直至清朝康熙初年为止，葡萄牙人利用此无赖之举，基本上扼制住了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直接来华贸易的通道，独自垄断了中国这一体量庞大的贸易市场。
顺治末年，为了在经济上彻底封锁住盘踞于台湾的“明郑政权”势力，满清统治者实行了极为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以东南沿海地区往内延伸30里，禁止百姓居住、耕种；禁止私自出海。具体史料记载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的澳门正属于广东省香山县，因此正好在清廷的迁界范围之内。而一旦“迁界禁海”政策在沿海地区顺利实行，那么位于澳门的大批葡萄牙商人便全盘断绝了发展海外贸易事业的先决条件，这对于澳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保障无疑将会是一大“灭顶之灾”。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迁界、禁海政策正式全面实施。此后为了继续维持在华葡萄牙商人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葡萄牙当局紧急向清政府发动了一波猛烈“攻势”，最终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清廷准许澳门葡人由陆路至广州贸易。有意思的是，在这其中一头由葡萄牙当局献给康熙皇帝的狮子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清廷于献狮次年开放葡萄牙人的贸易通道）。接下来，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从十七世纪一头狮子的“跨国之旅”入手，来探析一番早期的“清葡关系”。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派遣使臣玛讷撒尔达聂携带一封由他亲笔署名的信件，于8月6日抵达澳门。由于玛讷撒尔达聂执意要将信件面呈康熙帝，导致引起了广东地方官员的不满，最终拖延至1670年1月才真正踏上赴京的征程，并于当年6月到京。抵达京城后，玛讷撒尔达聂将信件交给了康熙帝并当面呈献了国王画像、象牙、乳香、花露以及金刚石饰金剑等大批由葡萄牙运来的精良物品。
显而易见，此番葡萄牙当局遣使访华的目的很简单，即请求清政府放宽禁海政策以改善澳门当地的严峻处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使臣玛讷撒尔达聂并没有顺利完成葡萄牙国王交给他的使命，而且他本人也在离京途中不幸染疾去世。
作为清方，尽管康熙帝对玛讷撒尔达聂远道而来深感欣慰，也给了他相当级别的待遇，但在“禁海迁界”政策上却并没有过一丝要“松口”的意思。
但失败的同时，玛讷撒尔达聂使团也向葡萄牙国王传递了一个讯号——伟大的康熙皇帝希望得到一头狮子。
得到这一消息的葡萄牙当局可谓是如获至宝，因为他们正准备向中国派出第二个使团，为了进一步确保这次出使成功，葡萄牙人开始精心策划这场“狮子外交”。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葡方开始酝酿如何通过献狮子来换取康熙帝的好感，从而请求清廷放宽对澳门葡人的禁海政策。
得到国王的命令后，葡萄牙印度总督命令莫桑比克城堡司令在当地紧急捕捉两头狮子（其中一只在运往印度果阿后不幸死亡），以备向清廷进贡之需。
康熙十五年，这只地地道道的非洲狮子跟随葡萄牙派出的第二支使团经漂洋过海之后终于迈进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毫不夸张地说，这不是一头普通的狮子，这是一头被成千上万葡萄牙人寄以厚望的“使者”，能不能完成此次出使任务，这头由非洲远渡而来的狮子或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头狮子亦是葡萄牙派出的使团中的重要一员，它所肩负的使命甚至高于使团中的任何一人。
然而，正当葡方历经千帆将狮子运抵澳门时，此刻中原正值“三藩之乱”的热潮，而且由广东至京城的贡道所在地界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叛军所占领。最终，在百般无奈之下，葡萄牙使团不得不暂缓向清廷“献狮”的计划，原地待命。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随着广东、江西等地重新归于清廷的控制之下，南方局势再度出现转机，“三藩之乱”的战火已逐渐步入尾声。于是，葡萄牙使团携带着这头由非洲而来的“使者”终于踏上了赴京之路，一路上他们满怀期待，而又小心翼翼，生怕怠慢了这位“非洲使者”。关于当时葡萄牙使团在中国境内运送狮子的情形，史料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字：“所过州邑，日供三猪”。
狮子到达京城后，迅速成为清廷统治者所关注的对象。据相关史料记载，为了让大家一饱眼福，清廷还特意安排了数场观狮宴会，传闻康熙帝本人还亲自率太子胤礽、长子胤禔等人一同观看。在这整个过程中，康熙帝与葡萄牙使团建立起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不仅连赐三道御宴，还在次年准许开放在澳葡萄牙人的贸易通道。
好在这并没有影响最终的结果，因为葡方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达到了，即赢得康熙帝的好感。最后，这头狮子就像位高级官员一般被清廷批以高规格的礼仪进行厚葬，并获得了树碑立传的殊遇。
对于仅利用一头狮子便换取了与清廷之间的外交成功，葡萄牙当局自然是欣喜万分，此后葡方决定保持这一“献狮”专利，火速传信至澳门要求封锁狮子死亡的消息，以防止其他国家也以“献狮”的方式去分享其中的利益。
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成功，康熙十八年清廷准许开放澳门的陆路贸易。在这之间真的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对于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当时的中原局势来分析一番：
首先，葡方“献狮”之举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康熙帝多年的夙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这次接待葡萄牙使团的规格、皇帝亲赐赐三道御宴等一系列细节当中也可间接得到印证，但这也并不表明二者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当时清政府同意开放对澳门的贸易，其主要还是中原内部政治形势所驱使的结果。对于熟悉清史的读者应该都清楚，康熙十八年以后，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大势已去，而远在海外一隅的郑经势力也失去了沿海据点，“迁界禁海”政策基本到了最后的阶段。因此，在这种形势之下，开放澳门的贸易通道已不再是清廷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正如某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话又说回来，当人们提及这段历史时，将这头有过“跨国之旅”的狮子作为贯穿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纽带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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