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时间2021年1月1日，阿根廷著名知识分子、国际关系理论家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享年72岁。而他的妻子、著名社会学家莫妮卡·拉马德里（Mónica La Madrid）同样因感染新冠肺炎已先他两个多月去世。阿根廷、美国、甚至国际关系学术圈的学者都在发推，深切怀念这位具有国际盛誉的拉美著名知识分子。卡洛斯·埃斯库德一生著述30余部，数百篇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但卡洛斯·埃斯库德最著名的学术贡献是其“外围现实主义”（realismo periférico），该理论也是拉美地区极少数贡献给世界的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在现实世界，“外围现实主义”也影响了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梅内姆时期的外交部长迪特拉（Di Tella）提出的同美国建立“肉体关系”（relaciones carnales）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埃斯库德“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最直接的影响的结果。随着中国的崛起，2012年埃斯库德开始关注东方世界，出版了《外围现实主义原理：一种阿根廷理论及其面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性》（ Principios de Realismo Periférico. Una teoría argentina y su vigencia ante el ascenso de China ）。针对学术界对其“外围现实主义”的争论，2016年埃斯库德同美国圣母大学的路易斯（Luis Schenoni）教授在《巴西国际政治评论》合撰论文《外围现实主义再讨论》。随着近年来阿根廷同中国的日益走近，“外围现实主义”及其衍生的“肉体关系”理论再度引起讨论。尤其是在2020年，阿根廷一些（特别是右翼）媒体和学术机构发出了警惕阿根廷同中国“新肉体关系”（ArgenChina, las nuevas relaciones carnales）抑或“肉体关系2.0”（Relaciones carnales 2.0）的警示。由此可见，外围现实主义在阿根廷学术界和政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为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和理解阿根廷这位著名知识分子及其“外围现实主义”理论的概貌，中拉智讯特刊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曹琳研究员发表在《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上的《卡洛斯·埃斯库德及其“外围现实主义”》文章，以飨读者，以资纪念。
“外围现实主义”是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在对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十余年潜心研究后提出的、指导阿根廷（以及类似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外交关系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在阿根廷普拉内塔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外围现实主义》一书中得到全面的论述。
卡洛斯·埃斯库德于1948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获贝尔纳多·奥赛奖并获得富布赖特、社会研究理事会及古根海姆等3个奖学金。曾任阿外交部顾问，现任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研究员、贝尔格拉诺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曾在耶鲁、哈佛、牛津、伦敦、约翰·霍普金斯、罗马、佛罗伦萨等美、欧著名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他的主要著作有：《英国、美国和衰落的阿根廷（1942~1949）》（1983年）、《阿根廷——国际的弃儿？》（1984年）、《阿根廷与大国：挑战的代价》（1986年）、《民族主义病理学：阿根廷实例》（1987年）以及《阿根廷计划的失败：教育和思想意识》（1990年）。
（1）像阿根廷这样一个依附、脆弱和贫穷的地区大国，且其根本利益不具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应该消除与大国的政治对抗，把对外冲突局限在与本国的利益和政权基础直接相关的具体事件上。在出现本国政策与大国政策相矛盾的问题时，弱国应尽可能采取低调，并使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本地区大国的政治目标一致，除非这一作法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物质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捍卫外围国家的民族利益）。在对待那些与大国利益无关紧要的弱小国家时，大国和强国的忍耐和亲善是有限度的。因而弱小的一方在与大国的对抗中，滥用这一耐心是极不谨慎的。阿根廷的历史教训便是这种轻率行为及其后果的见证。
（2）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仅仅应仔细权衡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实际收益，也应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政治上对大国的挑战可能不会立即造成负面效应，但却几乎总是蕴含着有可能付出代价的危险。阿根廷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挑战如同开出的欠帐单，往往在国际形势紧张、国家间相处的一贯准则被打乱时被要求付帐。
（3）自治权的概念应根据一国的对抗能力，更确切地说，根据一国因对抗所要付出代价的承受能力来重新确定。自治权不等于行动的自由权。应该根据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采取自由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自治权。当行使自治权的目的在于加强本国的政权基础，或为国家谋利时，可以把行使自治权理解为一种投资，但如果其目的仅仅是对自己不受任何人管辖的一种炫耀表示，那么它便是对自治权的消费，而从代价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一种极不慎重的、事与愿违的作法。
为证明上述论点，埃斯库德对1889年第一次泛美大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的政策及阿、美关系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认为，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要成为拉美的领袖，因此，它一贯反对美国充当两半球领袖的企图，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事务，拒绝接受建立地区集团和使美洲孤立于旧世界之外的主张。阿根廷对美国的对抗态度，虽然没有立即付出代价，却被美国视为对其安全的一种威胁。加上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态度，使它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数年中被置于美国随意的和不友好的政策之下。美国在40年代对阿根廷实施的经济和诸多的歧视性政策，严重阻碍了阿根廷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外部资金的获得，损害了其经济的发展。
埃斯库德认为，阿根廷在二次大战前50多年中与美国的对抗是一个战略错误，它源于对自己的国家力量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并受到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作为反证，埃斯库德列举了前东德、前西德、日本、意大利等国在二战后的历史，以及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全部历史，来说明外围的或脆弱的国家所采取的接受占优势的大国的政治（不一定是经济)领域地位的外交政策，对本国的经济进步所起的作用。
（一）两国的良好关系（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取决于双方的政策和态度。但是，由于大国的政治利益，比起像阿根廷这样国家的政治利益来要更加广泛；在对待一个小国的问题上，大国的宏观外交政策差不多是确定不变的，因而，维持两国良好的宏观外交关系则更多地取决于弱小的一方所持的良好意愿。弱国应调整自己的政治目标，以适应大国的政治目标。因为弱小的一方更需要这种良好关系。当弱小的一方不仅是依附的和脆弱的，而且对大国的根本利益不甚重要时，这一不对称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相反，良好的微观关系则差不多同样地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而正是在微观关系中存在着小国的真正利益。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弱国不应对强国轻易地作出让步。
（二）“国家利益”不等同于“政府利益”，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对一个政府或政党来说是政治理性的行动，对国家来说，则可能是政治非理性的行动，因为后者利益远远高于政府利益。
（三）不应仅从美国（或另一个大国）对外采取干涉行动会给它自己造成何种代价和带来何种益处以及会给拉美带来多大活动余地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应从拉美如果利用这些机会将会付出多大代价，获得何种益处的角度来分析。事实上，中心国家由于其富裕和强大，比外围国家能承受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四）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在增强，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世界对阿根廷的依赖远远低于40、50或60年代，而阿根廷却比几十年前更加依赖于世界。依存可分为两类：敏感型依存（dependenciade sensibilidad)和脆弱型依存（dependenciadevulnerabilidad)，前者有能力通过战略和政策的变化，结束原有的依存关系，选择其他出路（如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原料的依赖），而后者则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如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资金及技术的依赖）。那种认为阿根廷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加强而有更大活动余地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五）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惟一可行的现实主义是那种能帮助我们吸引投资，有利于我们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打交道的现实主义，这是外围现实主义的实质，也是与中心现实主义的基本区别所在。对外咄咄逼人、对抗调门很高的国家不可能给银行家和投资者一个稳定、有吸引力的形象。
（六）让人民付出代价的政策是错误的，对一个外围的弱国来说，惟一合理的对外政策是那种减少代价和风险，扩大收益，尤其是吸引投资、降低国家风险率的政策。在外围国家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不矛盾，可行的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围现实主义。只有这种模式的对外政策，才能把贫穷饥饿人民的利益放在主张对外政策更具“尊严性”的精英们的虚荣心之上。
（七）外围现实主义可以与任何模式的经济政策，包括自由主义的、保护主义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共存。
（八）弱国和强国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因为弱方几乎要承担双方关系恶化造成的全部代价，因此，它有责任维持双方的良好关系。这种不平等是由于弱方经济不发达和缺乏实力所致。发展经济主要应依靠内部力量，而不是依靠外交政策，但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可以排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障碍。
（九）“尊严”、“骄傲”、“荣誉”的概念只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集体（包括国家）。
（十）外围现实主义旨在减少伤害、避免与国家的实际利益无关的政治对抗所付出的代价，并不会自动带来好处。它不是一张积极的处方，只是一张关于不该做的事情的单子。
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思想在阿根廷学术界和外交界引起了一场关于该理论以及阿根廷当前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埃斯库德认为，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无条件地与美国结盟，或者愚蠢地坚持反帝立场而导致一种幼稚的、自视强大或傲慢无礼的外交行为。批评者认为这种二分法是一种片面、僵化的思维。停止对抗并不意味着要去讨好大国，与大国保持正常的良好关系与将任何联系和问题都屈从于大国的意志是有实质区别的。
2.无条件地与美国结盟，使阿根廷的政治目标适应大国的政治目标，无异于把主动权交于另一个国家，自己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外交政策，这还意味着，为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及国内政治进程而屈从于大国，迅速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从而使自己的政策无稳定性可言。这种做法，也许不会直接影响阿根廷人民的物质利益，但却会损害国家的利益，使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受到损失。
3.用代价来衡量一切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世界上有些事物可以用统计学精确地计算出来，但有许多事情则不然。比如阿根廷越来越多地放弃自己的主权以采取一种无条件追随美国的立场，这对阿根廷民主制度的巩固及阿根廷民族自尊心的损害则是难以计算的。人民的主权与国家的主权是一致的，当国家主权不存在时，人民的主权也就丧失了，变成一种幻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不能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尽管这些利益在有些场合会与美国的利益相矛盾。历史上阿美的对抗关系应由双方负责。当大国的行为损害了与自己国家利益相关的原则时，小国也应采取对抗态度。
外围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物质实用主义和与美结盟的主张，只能为国家带来极少的经济利益，道义上的利益却丝毫没有。
5.埃斯库德以日本、意大利、前东德和前西德等国在政治上追随一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获得好处为例，作为其理论的一个依据。但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上述国家或由于其地理位置，或由于其在东西方对峙中所起的作用而不符合埃斯库德所设定的外围现实主义国家的全部条件。
6.阿根廷现政府为了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甚至脱离拉美其他国家，单方面采取取悦于美国的行动，这些做法不利于阿根廷长远的民族利益，也会损害阿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
关于外围现实主义理论的争论还在继续，历史将对它做出最公正的评价。这里想指出的是，该理论对当前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有着很大的影响。正如一位阿根廷学者所说：自从埃斯库德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班子的负责人后，圣马丁宫（阿外交部所在地）的许多决策就带有埃斯库德思想的印记。尽管他已辞去顾问之职，但他的思想却依然留在外交部长及其合作者的头脑中，因而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阿根廷的外交政策。鉴于此，本文对这一理论作此简要介绍，为研究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及其变化提供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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